抗战时期飞机导航(解放前飞机导航系统)
本文目录一览:
- 1、抗战的时候飞机怎么知道经纬度
- 2、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驼峰航线做了什么贡献呢?
- 3、抗战中中国空军的战绩如何
- 4、抗日时中国有自己的飞机吗?
- 5、抗战时期日机多次轰炸重庆,为啥很少轰炸延安?
- 6、抗日战争时期的飞机长什么样子
抗战的时候飞机怎么知道经纬度
二战时期航行定向修正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雷达导航的应用早于二战就有了,地面雷达将接收到的飞机飞行轨迹通过无线信号传送到飞机的仪表上,飞行员可以读取自己飞行位置。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德国柏林,利用撒金属泊来欺骗德军雷达探测,都是属于雷达的应用与反应用。今天的卫星导航只是在已有的技术中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将接收卫星信号与定位都装在了飞机上。高炮部队夜间打飞机也是先由雷达发现,再由参谋迅速在地图上标志防空范围,将信息通过电话传送给高炮指挥官,根据坐标,高炮群向空中展开一个覆盖面,以打击进入高炮射程的飞机。
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驼峰航线做了什么贡献呢?
从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中美两国飞机飞越“驼峰”8万余次,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物资74万吨,运送人员33477人。美国空运队是“驼峰”航线的主力,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国飞行人员协助,尽了自己的力量。除了飞行员外,地勤人员近26000名,为航空服务的中国民工也有47000人。还有为机场基础建设,投入的民工更多。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15日正式宣布关闭这条航线。
“驼峰”航线,为中国战场运来了大批美国援华物资,既保证了美国在华空军的作战供应,又为中国军队提供了装备,加强了中国抗日的力量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尽管,“驼峰航线”运来的大量物资,只有5%送到国民政府手中,其余的绝大部分都送给了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史迪威(稍后的魏德迈)的几个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中国师,以及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中队。但仍然投入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即使如此,国民政府的11个军、31个师、22万人每月需要的3500多吨军用物资,是靠“驼峰航线”补给的。[12](P236)它还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进行反攻提供了后勤保障,更成为抗战后期中国主要的外贸通道和重要人员往来的通道。
“驼峰”飞行的根在中国,“驼峰”的故土在云南,飞行主要基地在昆明。为了纪念“驼峰”飞行和中美军民反法西斯并肩作战的友谊,以及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的英勇业绩,也为纪念为开辟和飞越“驼峰”航线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中美两国志士,云南省政协于1993年5月11日在云南昆明市西郊风景如画的玉寨山上,建立起一座由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字的“驼峰飞行纪念碑”,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航空史上的伟大奇迹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抗战中中国空军的战绩如何
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
长崎被惊呆了 日本被惊呆了
1938年5月20日,日本沿海城市长崎。
凌晨,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片。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这说明日本政府所称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
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制纸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片轰炸”事件。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所以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赤手空拳”的中国轰炸机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武汉则成为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为此,日本航空兵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不断进行狂轰滥炸。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中国空军决定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
但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而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在当时的轰炸机没有自卫武器的情况下,中国空军又没有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到日本去执行空袭任务,就等于是“赤手空拳”上阵。
原计划这次东征由外籍飞行员担当重任,但外籍飞行员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国民党政府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天气变幻无常 接令立即起飞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1个多月的秘密训练,最后敲定,由徐焕升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佟彦博1404号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他们各驾驶一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900公里。为了增大航程,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依靠目视飞行、导航并发现地面目标。因此,对日本轰炸就必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远征机组的成员都在期盼一个好天气。5月间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而我方又没有日本本土气象资料,只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数日归纳的结果是:在月圆望月前后难以出现良好天气。由于武汉战局日紧,一旦延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执行远征,徐焕升队长干脆直接飞赴前进基地宁波,依靠自己长期海上飞行的经验,从当地直接观察、推测东海洋面气候变化。
1938年5月19日,总部终于下达了“立即执行任务”的命令,飞行员们接到通知后,驾驶着当时中国仅剩的两架远程轰炸机,向东飞去。
跨海东征 全身而退
1938年5月19日,汉口机场。为了保密,地面上没有送行的人。
15时23分,两架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宁波机场。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B-10型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飞机要在宁波“转一次车”——补加燃油。
5月20日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日本长崎上空。炸弹仓开启,“纸弹”飞向地面。
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总计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超过100万张。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对福冈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两架飞机毫发无损地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胜利返航。
汉口王家墩机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送去锦旗
尽管这次被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却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入袭。
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亲自到国民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中外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片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之传单(节录)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时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制,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抗日时中国有自己的飞机吗?
抗日时中国有自己的飞机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次日,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开始了自抗战以来中日两国空中力量的首次交锋。
8月14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位于上海的多处日本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击沉日本驱逐舰一艘,还造成日军人员物资的重大损失。中午时分,日军派出战机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双方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空战。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取得了6∶0的战绩。
“8·14空战”的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到陆军方面惨败的消息之后,这才发现原来中国还存在着一支能够承担主动对日攻击,并能取得胜利的武装力量。次日,中国空军的照片和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但真正了解当时中国空军实力的人却明白,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面对数倍与己、装备精良的日本空军,年轻的中国空军接下来要面临的将是严酷的报复性打击。
在抗战刚刚开始之时,中国方面能作战的飞机仅305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力为140个中队,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力为65个飞行队,陆海军共有飞机约2700架。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空军和日军在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的上空,一场场战斗惊心动魄。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凭借自身的果敢,予敌以重创。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是,中国空军同样也损失惨重,至当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飞行人员多数阵亡,一批空中名将相继陨落。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首开击落敌机纪录,此后更是一人击落敌机多架,被日军称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1937年11月12日,高在河南周口机场遭日机扫射,中弹殉国。开战不到半年,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三位,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也悉数阵亡。
就在中国空军陷入绝境之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2月来华,与此同时,一批苏制战机也运到中国,中国空军由是绝处逢生。
1938年,陆地战场每况愈下,空战亦进行得相当惨烈,侵华日军的战机数量越来越多,而中国战机却越打越少。即便如此,中国空军还是集中有限力量对日军台北、武汉、上海等航空基地进行轰炸,甚至派遣飞机到日本本土进行了“宣传轰炸”,散发了上百万份传单。
自1939年到1941年期间,中国空军迎来了最为艰难的三年。这期间,中国空军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日本新式战机——“零式”战机投入使用,中国的落后机型面对这种战机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34架飞机迎战日本12架零式战机,结果被击落 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则仅有少量损失。第五大队因此被撤销番号,改名“无名大队”,队员胸前要佩戴“耻”字胸章。至1941年夏,中国空军消耗到仅存65架飞机。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奉命撤回,中国空军再一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利用空中优势,在重庆、昆明等中国后方军政要地如入无人之境,进行狂轰滥炸。因为日军的空袭,中国军民死伤惨重,甚至发生了因躲避空袭而造成上万人窒息死亡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1941年冬,美国空军教官陈纳德率领自己招募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到昆明参战。开战第一天,已经许久未见中国战机的日本飞机遭到重创。此后,陈纳德的机队屡创空战佳绩,因其英勇神猛而被民间称为“飞虎队”。至1942年7月,飞虎队被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在滇缅公路中断的危急情况之下,开辟中印之间著名的“驼峰航线”,用空运维持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
1942年,也是中国空军的转折点。随着新一批空军培训完毕,同时接受了大批美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中国空军重新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且逐步取得制空权,1944年,完全取得主动。
1945年8月14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完成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次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统计,抗战8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而自己则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
综合各方面数字看,抗战初期,从1937年7月到1941年之间,我国军用飞机总数在1600~1950架之间。
1、战前,中国空军军用飞机约600架,其中驱逐机(即战斗机)305架,其中一半有作战能力。
2、苏联政府根据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应中国政府请求,分批派遣空地勤人员赴华参加抗日战争。每批留华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志愿队历任负责人有P.F.日加列夫、P.V.雷恰戈夫、P.N.阿尼西莫夫、F.P.波雷宁等。兵力最多时达8个机队,其中包括2个SB-2、1个DB-3轰炸机队和5个I-15、I-16歼击机队,每个机队编有20~80架飞机。
从国内的统计看,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架伊-15和伊-16,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CB轰炸机),以及100架教练机。而苏联著名经济史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数字,苏联共援华飞机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318架,歼击机542架,教练机44架)。
两者相差约350架左右,但就按苏方统计数字看,我国从苏联接收的飞机约为900架。
3、此外还有从其他渠道取得的飞机:杨杰日记1937年9月12日记载:“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者高一倍。”
据这些不完全统计资料来看,此期间中国军用飞机总数超过1300架是没有疑问的。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如美制的霍克,苏制的I-15、I-16的性能不下于日军,日本的零战服役后,日方才取得绝对制空权。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取得不少辉煌的战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抗战时期日机多次轰炸重庆,为啥很少轰炸延安?
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山城重庆作为中国陪都,经常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致使国民党损失惨重。然而,共产党这边的红色首都延安就很少遭到轰炸。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日军很少轰炸延安,多次轰炸重庆?难道是不感兴趣?
其实不是的,而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国是从美国购买战机的。但是,在后来的武汉之战中,中国空军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根本没有和日军抗衡。这样一来,日军就拿到了制空权,导致日军可以想轰炸哪里就可以轰炸哪里。
其中,轰炸比较多的城市就是重庆。虽然是山城,但是这里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当时我国的大城市。
在重庆周围,基本上都是工厂、机关单位、学校,日军炸掉这些地方,对国民政府的损害是很大的,这样轰炸有意义。
其次就是轰炸这件事需要计算成本的,不是炮弹用不完的,制造炮弹需要钱的。重庆人口密集,建筑比较多,这样随便轰炸就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另外,重庆外围有日军建造的雷达导航基站,非常安全。
反观延安,虽然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是日军进攻的目标,但是这里人烟稀少,不是什么大城市,人口也比较分散,沟壑还比较多,轰炸的意义不大,在这里投下炸弹算是浪费,不如多留一点炸弹放在关键地方。
延安作为红色抗日根据地,当时军民一家,更是对日军严防死守,导致日军根本没有机会在延安地区建立雷达导航基站,这样一来,他们的飞机就不好使,别说轰炸了。
在延安地区,不管是军队还是机关单位,都是很灵活的,不会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能够做到随时转移的,一旦有危险来临,他们会转移到一些窑洞中,这样日军轰炸一点效果都没有。
总的来说,日军轰炸重庆比延安有意义的多。日军也不是傻子,他们也会算账,怎么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还是知道的。
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39年到1941年,日军轰炸损毁了重庆10000左右的建筑物和30000以上的房屋,这是什么概念?在延安能获得这样的战果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重庆的繁华区,被轰炸后直接变为了废墟,财产受损情况不可估量。
抗日战争时期的飞机长什么样子
美国寇蒂斯公司在30年代生产的海军战斗机的改型,原名为FⅡC-3/BF2C-1,出口型代号为"鹰"Ⅲ。而"霍克"就是英文"鹰"(Hawk)的译音。是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主力战斗机。霍克三型战斗机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空军英雄高志航,吴鼎臣,阎海文都用过,就是这种战斗机,它具有独特的双翼,大发动机罩,起落架可收在机身两侧等显著特征,很容易辨认。
波音 281战斗机(P-26战斗机)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问世以来,考古学家们一直热衷于寻找人和猿之间丢失的环节(虽然至今也没有任何化石出土),航空技术的发展似乎也可以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因为时代跃迁的瞬间往往被定格在某型具体飞机的身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航空技术
波音公司P26(3张)**,快速凶悍的单翼机终于取代功德圆满的双翼机成为蓝天的主人,波音 P-26“玩具枪”正是掀起时代巨浪的新锐战斗机之典范。
菲亚特CR.32战斗机
传奇般的意大利工程师切莱斯蒂诺-罗萨特利(CelestinoRosatelli)的第一架战斗机的原型机——CR,设计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1924年,该机以CR.1(CR为CacciaRosatelli的缩写,表示罗萨特利设计的战斗机)的名称投产。此举开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一系列双翼战斗机之先河,该系列双翼机的生产和使用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从1924年至1926年,三家公司共生产了近250架CR.1战斗机。 CR.1的进一步发展型——CR.5于1925年研发。两架原型机之一采用了英国设计的“木星”九缸星形气冷发动机,另一架则配备一台国产的菲亚特A.20十二缸液冷直列发动机。但当原型机完成之际,却发现飞机和发动机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原来的CR.1设计。CR.1和CR.5都非同寻常地采用了一种“翼半”设计(即下机翼面积远大于上机翼)。CR.5的发展因此下马,让位于一种更有前途的设计——菲亚特CR.20。